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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研究
发布时间:2019-10-17 作者: 汪剑云、彭磊  浏览次数:1538 [关闭此页 打印此页]

    摘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我国农业历史悠久、农村面积广袤、农民人口众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基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对于乡村振兴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成效逐步显现,影响不断深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本文以供给侧改革理论为指导,从法治供给侧对当前农村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举措进行研究,以期为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了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意义;第二部分论述了供给侧改革理论对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启示;第三部分深入剖析了当前农村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分别从涉农立法质量不够高、主体法律意识不够强、司法资源配置不够全、普法宣传效果不够好四个方面展开;第四部分坚持以供给侧理论为指导,进一步从完善立法、确保有法可依,加强引导、严格依法办事,精准普法、提高宣教质量,健全体系、强化服务保障四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意见建议。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理论  乡村振兴   法治化建设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和政府施政的重点。2019年2月19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6次聚焦“三农”问题。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村法治化建设在这其中起着“导航”和“护航”的重要保障作用, 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重大,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势在必行。

    大别山革命老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铸就了不朽精神丰碑,大别山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精神一样,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大别山革命老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一直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先后两次来到安徽金寨、河南新县等大别山革命老区考察调研并强调,“忘记老区,就是忘本;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要饮水思源,决不能忘了老区苏区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确保他们一个都不掉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区人民的庄严承诺。护航发展,法治先行,大别山革命老区农村面积广袤,涉农人口众多,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进程中尤为重要。

    一、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意义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基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当前,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小农户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创新收益分享模式等成为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一系列新问题、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需要通过加强法治来加以引导和调节。同时,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也有利于加强对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农民合法财产的保护,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农户家庭经济、农民合作经济等共同发展,推动“三农”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稳妥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型,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有利于巩固基层民主。民主与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基本内容,是实现中国梦的双翼。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我国在农村地区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由村民选举的成员组成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以保障广大农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提升农村法治化建设水平,有助于完善农村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落实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在法治的轨道上引导农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基层自治,为基层民主保驾护航。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随着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如土地征用、生态破坏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与农村地区法治建设滞后有关。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有助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提升法律在农村的威望,增进农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在农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维护农村稳定大局。

    二、供给侧改革理论对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启示

    供给侧改革,又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年多的实践充分证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改善供给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治本之策。在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都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不仅是推进经济平稳运行的理论依据,对于加强新时期农村法治化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引入供给侧改革理论作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可以转变思路,从法治供给方面着手,提高农村法治资源供给数量和质量,合理配置各项司法要素,扩大有效法治资源供给,提高法治资源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更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法治需求,提升农村法治化建设水平。

    三、当前农村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法治化建设,加大立法投入,逐渐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为核心,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等调整农村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对促进农村法治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步将农村各项事务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很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法治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一)涉农立法质量不够高。农村法律是指关于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对指导、规范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农村地区立法工作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不少进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农村事业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进行了大量的立法, 但农村法治资源长期以来比较贫瘠,供应端优质法律产品与服务稀缺,立法的质量仍有待提高。一方面与农业农村相关的法律法规存在数量多但质量不高的现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较少,由农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偏多,现有农村法律的层次及效力整体不高,并且大多数地方性法规主要是对中央或上级相应机构所制定的农业法律、法规乃至政策的再部署、再落实,甚至是简单重复、细化,不但不能起到指导、促进、规范本地区农村经济及各项事业发展的作用, 还可能与当地实际脱节或相结合的不紧密,导致中央所制定的农村政策或国家法律在地方难以贯彻和执行。另一方面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随着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如农村环境问题、宅基地管理和使用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等等,在立法上仍处于空白地带,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顾及不到,不符合当前农村建设的需求,存在滞后性和不便操作的现象。

   (二)主体法律意识不够强。不论是做为守法主体的广大农民,还是作为执法主体的基层农村干部,学法、懂法、知法、用法的主动性不够强,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法治观念尚需进一步加强。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广大农村群众宗亲观念、家族意识较强,面对矛盾纠纷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部分农村群众甚至存在“耻讼”心态,认为通过打官司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等同于将家丑外扬,会被人嘲笑;有的信访不信法,采取胡搅蛮缠、无理取闹等方法,相关部门处置不力,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甚至推诿扯皮,在一定程度上还助长了歪风邪气;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法律意识淡薄,重人治、轻法治的“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有的不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对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尤其是一些涉农法律法规,知之甚少,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徇私枉法,以权谋私,利益面前偏亲向友,私自挪用集体资产,以身试法,严重损害了法律在基层群众心中的权威。

   (三)司法资源配置不够农村地区设置的司法服务机构数量较少,面向农村群众提供的法律服务资源有限。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主要是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是依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在乡镇和城市街道设立的法律服务组织,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机构。目前,尚存在分布不平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现象,而且法律服务所的定位是设在乡镇和城市街道、面向社会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的市场中介组织,原则上实行自收自支、独立核算,在提供法律服务上存在一定局限性和趋利性,不能适应目前农村各民事主体新的法律需求。法院派出法庭、公安派出所、检察院派驻检察室和乡镇司法所共同构成我国乡镇(街道)一级的政法体系,法院、检察院、公安等政法单位一般都设立在城区,即便设置派出机构也要覆盖管辖多个乡镇,加上经费、编制的限制,人力财力物力有限,而乡镇司法所由于受司法局和乡镇政府的双重领导,事务性工作繁多,难以一心多用,农村群众寻求正规司法机关的帮助时多有不便,导致一部分农村群众会放弃利用司法程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一途径。

   (四)普法宣传效果不够好农村普法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过程的关键环节,农民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整体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进程。虽然经过六个五年普法计划,“七五”普法又进入尾期,我国整个农村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都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村的普法工作,还存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乡镇政府和基层干部对普法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只注重经济效益追求政绩,而把普法教育工作看做是可做可不做又费时费力的“软”任务,进行法治教育宣传工作的积极性不高;普法教育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现阶段农村的普法宣传工作多是通过播放广播、发宣传材料、张贴标语条幅等方式,宣传内容也多是依样画葫芦,普法宣传浮在表面流于形式,难以调动农民学法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农村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务工,只剩老弱妇孺在家留守,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再加上各家各户农忙农闲时间不一,难以集中安排学习教育活动,客观上增加了农村地区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难度。

    四、以供给侧理论为指导提升农村法治化建设水平的对策建议

    提升农村法治化建设水平亟待从法治供给侧着手,努力解决强化法治资源有效供给问题,为农村群众和乡村治理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完善立法,确保有法可依。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法规体系是提升农村法治化建设的前提。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立法的有关工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有关农村发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等问题比较普遍,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又对农村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就区域发展而言,大别山革命老区又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情况,这就需要因情施策。对此,可以借鉴国外新农村振兴运动的一些经验,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主动适应各地区特别是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提高涉农立法的层次和效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首先,要完善我国涉农方面的法律制度,树立大局意识和战略思维,主动适应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契机,深入农村地区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农民群众的心声,立足农情,关注重点,合理统筹,提高立法的质量。尤其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立法工作。举例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抓紧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面的法律,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农民经济利益至关重要。其次,要注重涉农立法的协调性,充分考虑农村地区的人文传统和公序良俗,避免立法与习惯之间的冲突,完善法律法规同合理的乡规民俗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本质上是以良好的法治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因此要从农村实际出发,遵循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与意志,确保法律的适当性。

   (二)加强引导,严格依法办事。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有法必依是提升农村法治化水平的关键之举。一方面要引导乡镇政府和农村干部树立依法用权的意识。乡镇政府和农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直接执行者,他们的执法行为直接影响着农民对法律的感受和认知。因此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必须要提高乡镇政府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律素养和法治意识,加大对农村干部在法律方面的学习教育力度,利用脱产培训、在线学习等形式组织基层干部定期学习法律知识,牢固树立法律意识,破除农村干部头脑中固有的“官本位”的封建思想,营造浓厚学法、知法、用法的法治氛围,培养利用法律处理基层事务的本领,合理利用手中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群众树立依法维权的意识,增强农民的法治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合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避免采取极端报复手段或是通过恶意上访、群访等方式来维护权益。

   (三)精准普法,提高宣教质量。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是提升农村法治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抓手,在农村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是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做好新时期农村的普法宣传工作,首先要提高对普法教育工作的认识,乡镇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普法教育工作,加强对普法教育工作的领导,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重点推进,同时各级人大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监督力度,保证普法工作的有效开展。其次要重视农村普法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和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对于农村普法教育内容的重点、难点,要进行深入调研,了然于胸,提高普法宣传的精度和深度。通过对T金沙娱手机乐登录口近年来受理的涉农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当前农村涉法矛盾纠纷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增长迅猛。随着农村地区经济条件的好转,机动车辆日益增多,且农村群众安全驾驶意识不强,交通事故频发;(2)离婚案件居高不下。受限于农村地区的婚约习俗,提倡早婚早育,而且婚姻大多是熟人或媒人介绍,或是异地打工相识,结婚双方婚前了解不够全面,婚姻基础较差,给未来的婚姻家庭纠纷埋下隐患;(3)土地纠纷大幅增多。随着农村土地政策的放开,农村土地资源日益抢手,由此引发的利益纠纷不断,土地使用纠纷和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尤为明显。因此,在农村地区开展普法工作时,要有针对性,有的放矢,重点加大对交通安全、婚姻家庭及土地流转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群众处理此类纠纷的法律意识,通过合法途径将此类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普法的方式方法上,要进行不断的创新,既要运用发材料、张贴宣传海报、播放宣传广播等传统的形式,又要采取组织法治讲座、巡回审判、旁听庭审以及法治文化下乡、“茶馆论法”、“身边的学法用法典型”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扩大农民的法律知识面,强化农民用法律解决矛盾纠纷、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提高农民参与农村法治建设的积极性。

   (四)健全体系,强化服务保障。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服务体系是提升农村法治化建设水平的重要保障。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当前情况下,面向农村提供的法律服务中,以政府机构为主体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仍然不足,市场化法律服务也较少。因此,应当在农村地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法律服务为主,志愿法律服务为补充的法律服务体系,为提升农村法治化建设水平强化服务保障。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必须要充分发挥乡镇党委、政府的主体作用。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也明确要求在乡镇(街道)党组织配备政法委员,以便更好地在乡镇(街道)层面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乡镇党委、政府要统一联络、协调辖区内法院、公安、司法所等政法单位,统筹司法资源,加大资金投入,设立规范的农村司法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大力构建以人民法庭、司法所、派出所和其他基层机构为主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使得司法服务能够覆盖更多的农村群众,为农民寻求司法帮助设立便捷的绿色通道。

    同时,针对基层纠纷多、争议标的小、问题集中等特点,要加强诉调对接工作,拓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渠道,强化诉源治理。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提供志愿法律服务,参与到农村法治化建设的事业中来,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一是充分调动广大法律从业者的积极性,结合“法治扶贫”政策,鼓励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深入农村提供志愿服务,对在农村法律服务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法律从业者,给与物质和精神双重奖励,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使其能主动的投身农村法律服务事业,形成志愿提供法律服务的良好氛围。如2019年河南宁陵率先实行的“一对一”法律服务模式中,就是引进了知名律师事务所通过法律咨询、培训讲座、法律体检等形式,协助基层政府,依托“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打造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乡村提供便捷的法律服务。二是积极对接省内各大高校,联手打造法学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为法学专业学生社会实践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和吸引各高校法律法学学生为农村法律事业提供公益服务,缓解农村法律服务力量缺乏的困境,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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